老覃昨天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大同、集宁战败，聂荣臻说是张宗逊指挥不当所致，张宗逊表示不服》。文中提到毅鸣天汇，开国上将张宗逊在回忆大同、集宁战役全过程时，认为当时我军正从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，打运动战还不够成熟，进行大规模攻坚战显得很吃力。他还举例说，在打大同之前，我们在绥远发动的战役中，攻打归绥和包头曾三次失利，以此说明问题。下面把绥远战役的来龙去脉用更通俗的语言整理讲清楚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主力在正面战场不断溃退，而八路军、新四军等我方部队则采取“对穿”的作战方式，灵活机动地穿插到敌后，大胆开辟抗日根据地。到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局势出现了微妙变化：武器精良、兵员众多的国民党部队退守西南的大后方，而衣衫褴褛、装备简陋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却活跃在华中、华东、华北等广大地区。蒋介石无法接受这种现实，在美军运力支持下，迅速向北运兵，争夺解放区和新占地区的控制权。
展开剩余77%从1945年8月中旬到10月下旬，国民党集结了约110万兵力，沿着多条铁路向东北、华北方向增兵。如果让这些部队自由推进，我方根据地会被逐个分割瓦解，华北、山东等地的根据地面临被夺回的危险，东北也可能落入国民党手中。形势危急，陈毅元帅在作战动员会上愤然发声，表示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谁敢来摘果，把枪缴下来！”意思是必须顽强保卫根据地，不能坐视敌人掠夺成果。
当时各地情况不同：陈毅掌管的山东根据地相对完整，后勤和防御较为稳固；而华北的形势更复杂，不但要抵御国民党北上的主力，还要防范阎锡山、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的威胁。正当国民党中央军北上之时，傅作义的部队从绥西黄河后套地区东进，一路夺取了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、集宁等城市，并扩展到绥东、绥南、察西、察北等地毅鸣天汇，甚至有向张家口进攻的趋势。傅作义的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。
毛泽东指示由聂荣臻和贺龙联手组织绥远战役，目标是歼灭傅作义集团、解放绥远。然而敌我兵力对比并不乐观：傅作义手下约有4.7万正规兵力，加上地方杂牌军和阎锡山派来的兵力，总兵力可达9.7万；我方晋察冀和晋绥两区合计投入的只有约5.3万人，处于明显劣势。但聂荣臻、贺龙并未退缩，按照毛主席指示开始行动。
1945年10月19日天刚亮，大规模战斗打响。仅三天时间，晋绥军区部队先后攻占凉城、天成、新堂等地；晋察冀军区则把大同孤立起来，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势力之间的联系。傅作义了解八路军善于运动战、分割包围，担心在运动战中被歼灭，于是迅速收缩兵力，退守归绥——傅作义素以守城著称，是名符其实的“守城专家”。
回顾傅作义的军旅生涯可以发现，他多次以顽强防守闻名：1927年守天镇与宋哲元部对峙三个月，1928年在涿州坚守百日，1933年在张家口与日军苦战，1937年太原保卫战中成功掩护多位将领转移。凭借这些经验证明，一旦傅作义采取“龟缩守城”的策略，我方并不容易将其攻下。
毛主席非常清楚傅作义的守城手段，先后在10月22日和10月27日发电报给贺龙，提出破解之策：先夺取包头、五原、固阳等地，断绝傅部粮道，迫使其突围再予歼灭；或将主力迅速转到傅顽阵地背后，由西向东进行合围。遗憾的是，贺龙低估了傅作义的守城实力，没有完全执行毛主席“由西向东切断退路”的思路，而是把主要兵力集中投入攻打归绥，只是派出少量兵力去袭扰包头。
当时对包头敌情的判断也存在误差。中央情报一度认为包头守军不过两三千人，兵力薄弱。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。被派去袭击包头的王尚荣旅（约三个团、三千多人）开拔西进，进展迅速，七天兼程三百里，战果包括收复外围若干城镇，俘获若干敌兵。然而抵达包头附近后才发现，守军由伪改编部队、补训师和其他骑兵队等构成，总兵力约一万二千人，并非情报所说的二千人。傅作义还空运其心腹董其武到包头，任城防司令，抬高了守军的组织力和士气。董其武是经验丰富的军官，抗战时期多次指挥重要战斗，证明了他不是容易对付的对手。
王尚荣部在包头外围曾一度取得局部进展，占领城外制高点、控制了发电厂，俘虏并迫降一部分敌骑兵团，但在获悉敌军人数真实情况后，他及时请求增援。贺龙起初仍念及归绥攻势，迟迟未能全力增援，后来派来第358旅部分兵力增援。11月12日夜里，部队合力发动总攻，攻占了城西北门并冲入城内，展开巷战；但从东面配合攻城的部队遭到顽强阻击，未能与入城部队形成有效呼应。到天明时，入城的几个营伤亡惨重，弹药见底，指挥被迫命令撤出城外。此次战斗虽然歼敌约一千五百人，但我方也伤亡约九百人，代价沉重。
随后，国民党方面的马鸿逵部骑兵向包头方向移动，可能增援董其武。形势紧迫，贺龙决定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，一举拿下包头，并牵制马鸿逵部。毛主席同时提出更强烈的指示：要求聂荣臻率晋察冀主力与晋绥并力西进，迅速拿下包头，若不能速取则集中全力消灭马鸿逵援军，夺取五原、临河、陕坝，归绥则留少量兵力实施弹性围困、封锁和袭扰。聂荣臻则担心一旦主力放弃归绥，会被傅作义从萨拉齐方向切断后路，于是提出继续攻打归绥，同时用较少兵力攻包头。毛主席尊重前线建议，11月23日回电让他们“相机而动”。
12月初，贺龙亲率大军抵达包头东郊沙尔沁，他信心满满，立誓先拿下包头再北上收拾傅作义。然而到了塞外冬日，天气极端恶劣。董其武指挥守军在城外浇水结冰，把包头城外城墙冻成坚冰，城防异常坚固。守城士兵穿着皮大衣，城内生火御寒，后勤充足；而我方攻城部队缺衣少食，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。攻城时频频受挫，士气和体力都遭到极大消耗。又恰逢贺龙身患重感冒并发胆囊炎，指挥和体能都受影响。面对严寒、坚固的防守和不断增援的敌情，贺龙最终下令撤退，包头之役未能成功，绥远战役以此告一段落。
多年以后，董其武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时，曾与贺龙回忆往事。董其武评价贺龙当年撤退“见机快、决断及时”，还指出当时包头守军工事完备、冬季在工事中生火取暖、预先标定火炮射角，若再继续攻坚我军可能付出更大代价。贺龙听后苦笑以对——对他来说毅鸣天汇，那次撤退既是无奈之举，也是保全了部队的明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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